IMF:中国力量崛起“金融联合国”

　　11月5日，在英国小镇圣安德鲁斯，G20的财长会议将再次讨论IMF的改革问题。

　　这在金融海啸以来就成为焦点话题。

　　传统意义上的“富人俱乐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正经历诞生以来的最彻底改革——变身为“金融联合国”，而中国力量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

　　不得不改的IMF

　　六十多年来，IMF和世界银行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他们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事实上是鼓励各国效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核心价值观。

　　美国、英国是其中的代表，该模式信奉最少政府干预、最大程度竞争、自由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曾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抵御冲击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这种发达国家主导IMF的弊端开始显现。

　　风雨飘摇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实施了最大的一次援救行动,先后向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投入了1000亿美元贷款。但由于提出的援助条件十分苛刻，受援国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均提出了猛烈而尖锐的抨击。

　　而IMF的另一个重要使命——确保成员国的投票权与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角色相称，同时应使受IMF决策影响的国家能够具有适当的话语权。这个功能则日渐式微。

　　发达国家在IMF份额和投票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超过60%，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如中国的投票权在2007年增加后也仅为3.67%，此前长期低于3%。

　　决策权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严重缺失，导致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在服务于部分国家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全世界的利益基础。“G20大会希望IMF来解决问题，可那些人正是制定出使我们现在面临金融危机的政策的机构和学者，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解决他们制造出来的问题。”11月1日在上海，谈起IMF，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言辞激烈。

　　这或许解释了，当2007年美国人在次贷问题上犯了错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时，整个世界都在大声抱怨。批评家甚至指出：“65岁的IMF再不改革，可以直接退休了。”

　　重分份额

　　IMF最近的一次改革自2005年9月被提出，在2006年3月形成具体提案，并在2008年4月获得执行董事会的批准。协商集中在新兴市场的份额和投票权上。

　　根据该计划，IMF将对成员中代表性明显不足的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进行特别增资。目前成员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已经不能反映其实际经济地位。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3%，份额和投票权却少得可怜：80.9亿特别提款权，占全部的3.72%；8.1万个单位投票权，占3.66%。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足1%，却由于持有巨大的“石油美元”外汇储备，坐拥3.21%的份额和3.16%的投票权。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投票权却不到1.5%。另外，此次改革还提出了一个新的份额计算公式，显著提高了GDP的权重，一旦得以推行，以后各国将不再需要一次次申请增资，其份额和投票权将自动根据公式进行调整。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潘英丽解释：“公式本身也在改。原来的GDP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的，现在会考虑购买力平价。GDP就分两块，按购买来计算占40%，按市场价计算占60%，再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方法最近在调整，等调整以后才能测算出来。如果按照不同的方案来测算，中国可以是8%，也可以是10%，这之间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如果按7%或者8%，中国就排在第三位。”“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投票的变化太小了，以至于没法在IMF中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直截了当对南方周末说，“美国仍然有决定性的权力。”

　　按照IMF的决策模式，在重大问题上，需要总数在60%、总投票权占85％以上的成员国通过。美国的份额占全部的 17.09％，投票权占16.77％，二者都低于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约25％的比例。但美国就握有一票否决权。

　　人比票重要

　　比份额更立竿见影的，是人的影响力，比如说在IMF派驻高管。“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仅应关注投票权的调整，还应该努力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构成及高级管理层的任命改革，增加新兴国家在这两个组织中的高管比例。”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一国声音的大小取决于它对IMF工作的参与程度。”潘英丽告诉记者，IMF执董会极少付诸投票表决，身兼执董会主席的总裁将判断是否形成了共识。

　　“很多重大决策就是讨论决定的，总裁会征求主要理事国的意见，可能就是喝喝咖啡、喝喝茶就定下来了。基本没有投票程序，自成立以来通过投票决定的次数很少，主要通过协商。”她说。

　　而且，“IMF执董发言没有时间限制，这就为那些没有大额投票权却有英明见解的执董发挥其影响力创造了条件。”

　　不过该组织总裁职位长期由欧洲人担任，副总裁职位从未有中国人担任过。

　　IMF的现任总裁是法国前财政部长，而另外三名副总裁则是一个美国人（JP Morgan前副主席，担任过日本首相顾问、三菱银行顾问，主管国际事务的日本财政部副部长）、一个日本人（亚开行执行总监），和巴西前财政部副部长（曾任世界银行执行总监）。

　　中国需要更多金融外交家

　　IMF的历史上很可能出现一名中国籍总裁。

　　10月20日，央行更新了网站，在领导人介绍一栏中，增加了一名副行长——朱民。之前，他则是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分析人士称这将为他将来竞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职务作准备。

　　今年56岁的朱民在“文革”时期在糖厂做过搬运工，17岁的男孩白天要扛几百斤的糖包，晚上则回去练提琴。但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帮助弟弟一起复习，结果双双考进上海复旦大学，这件事曾在复旦大学传为佳话。

　　朱民的勤奋曾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赴美留学的第一年，他每天带着录音机坐在第一排，总在上课之前跟老师说对不起，说自己英文不太好能不能录音回去反复听。

　　朱民在外求学多年，并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师从保罗·沃尔克——前美联储主席，现为奥巴马的顶级经济顾问。

　　1989年，朱民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1991年起，他又担任世界银行总部政策局经济学家一职长达6年。

　　正因为这些经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称其为经济学家而非银行家。而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本人对这一身份很是满意。

　　作为国有银行的高管，朱民表现活跃。自从2007年次贷风波潮起，他便四处参与各大论坛的讨论。

　　“IMF拥有一位中国副总裁，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正是金融危机给予中国人在国际金融舞台上争取更多话语权的机会。而中国也的确在这样做。”经济学家何帆指出。

　　但朱民面前的现实难题是，怎样迎接即将来到的挑战。

　　经济学家沈联涛曾评论到，亚洲的监管结果尚待发展，要在国际货币秩序中有所作为，亚洲的政府官员们既缺乏国际意识，在心理上也准备不足。近十年来，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不只是因为国内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还因为他们不看好在这些机构中发展的前景。亚洲几乎找不到一个智库是专门研究国际金融秩序的。

　　潘英丽则认为，中国人才和知识的增长，没有赶上外汇储备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如何提高在国际机构中的参与能力，作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需要改革其任命国际金融机构执董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制度，扩大候选人员的范围和渠道，不拘一格、公开透明地选择人才。”她说。“中国需要更多的像朱民这样的金融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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