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海无鱼可捕我国部分渔民越界韩国捕捞

　　12月初的冬季，辽宁省盖州市地界的渤海区域，已经开始结冰。

海边的修造船厂沙滩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渔船，除了更勤奋的船主仍然不辞劳苦地继续驶向暖和的江浙地区捕鱼，一年乘风破浪的大小船只陆续回家，开始休整。

从距离海岸一公里的公路望过去，只见到一面面五星红旗，在冷啸的海风中齐齐地迎风招展，非常壮观。

一年难得回一次家的船主们喜欢聚到同村人中打麻将、抽烟、唠嗑(聊天)。

年收入100多万元的大船主、运气不好亏本得快要走投无路的船主，聊着同样的话题，为同一个段子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似乎没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的群体，很难有人能够把这些带着“赵本山式”幽默风格说话的东北农民，与频繁曝光于中韩外交新闻中的当事人联系起来。

这是一群会把“苏格兰情调”念作“英格兰调情”的朴实得掉渣的人，却绝不像韩国媒体报道中挥舞着棍棒、铁锹来对抗催泪弹和照明灯的人。

这是一个只在新闻中成为符号样板的、却长期作为个体被忽略的群体。

去韩国打鱼那些事儿

越界偷鱼，进入时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撒一网，运气好时能满载，赶紧往回跑，有时候下几次网也捞不着，就得呆上两三天，心惊肉跳的

去韩国打鱼，在传统渔业村北海，是完全不避讳的话题。

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村民，把为生计而奔波到远海打鱼视为理所当然。

58岁的船主刘会生回忆，刚开始中韩没有划线时，渔民们都知道那是公海，中国渔船可以进，韩国渔船可以进，日本渔船同样可以进，渔民们习惯将其作为传统渔场涉足。画线后一开始也不太有国界的概念，大海不同陆地，当时的船也没有现在那么先进，能够从导航上看出界标来。

“但那个时候去得不多，家门口就有货(鱼)，近海捕捞就很可观。”刘会生说。

渔民转战韩国附近海域是近十来年的事。

黄海靠韩国一侧海产品丰盛是渔民共知的事实，因此越界捕捞便是常有的事。

北海船主张家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越界偷鱼，进入时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撒一网，运气好时能满载，赶紧往回跑，有时候下几次网也捞不着，就得呆上两三天，心惊肉跳的，打到鱼回来时心才落定。

渔民们回忆，过去韩国管理比较松，一般发现越界捕捞渔船，就先警告，然后驱逐，后来渐渐严格起来，把船拖回韩国后，就要罚款，一开始罚得少，也要十万八万的。

“近三年是罚得相当多，一艘船没有20万元拿不回来。”刘会生说。

今年10月，北海村的三艘30吨级渔船被韩国海警扣押，韩方称其“非法捕捞作业”，并扣押了31名船员，还声称将以“妨害公务”罪名起诉其中的 5人。但在三天之后，韩方仍以接受罚款的方式放船放人。

北海村村支书钱希荣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上述事件总共交了81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由船主们自行凑付。

由于韩国打击渐严，加上罚款节节攀升，一次被抓，遭遇巨额罚款，就可能导致船主倾家荡产，村里的渔民目前成立联合组，共同应对风险。

张家波向记者介绍，现在一般是由20至30户船主组成一个联合组，平时也往往一起出海打鱼，其中如有任何一只船被抓住要罚，则罚款由全部船主平均分摊。

10月份的事件中，被扣押的三艘渔船所在的联合组有29家，于是每家凑了4万元，把船赎了回来。

沿海的西崴子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船主说，越界捕鱼时一般都过去二三十艘船，如果被韩国海警发现，就跑，海警力量有限，往往只能抓住其中几只，大部分船都跑掉了，大家回来点数，发现跑丢了几只，知道被抓住了，就跟韩国谈判，讨价还价之后，筹钱救人。

被抓的船主不会落下抱怨，大家只会说你们倒霉老(极)了，大家都跑得掉呐。

这名船主还说，为了降低被韩国抓住罚款的风险，他们还曾经顶着12级的大风出海打鱼，因为彼时风力太大，非常危险，韩方既不会出动舰艇也不会出动直升机来执法。

西崴子村另一名超过13年船龄的船主说，他们甚至尝试过在被追赶得实在无法跑掉时，为了阻却韩方执法，就将海水放入船中来，海警无法登船只好退走，随后才费劲将海水又抽干。

渔民们还抱怨韩国采取的举报偷鱼奖励提成政策，他们说韩国的渔民热衷于向韩国当地海事主管部门举报中国渔船越界捕捞，因为海事主管部门抓住中国渔船罚款后，会给举报者提成奖励。

“失海”远行

污染严重和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张家波亲历了新中国的渔业发展。上世纪60年代村里生产队开始养船时他就跟着跑船：“那个时候要贫下中农才能去跑船，怕成分不好的人有海外关系，当船员的收入不错，好的时候每天一元。”

他向记者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捕鱼的黄金时代，当时“家门口货多”。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上世纪80年代近海捕捞上来的海蜇这么大———一只三四十斤，当时海鲜却不值钱，只能卖到4分钱一斤，现在能卖一斤四五十元了，海蜇却越来越小，20斤的都少见了。

今年渔民们甚至一只海蜇也没见着。

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的盖州有42公里的海岸线，年产渔虾蟹贝等以10万吨计，海蜇产量全国居首，占据全国产量的60%。

沿海从事捕捞的渔民也靠海吃海富了起来。

下辖沿海四村的团山街道办书记孔垂令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四个村3.6万人口，有50%的人养船(自己有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在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的带动下，今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这是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两倍。

近十年来，渔民慢慢发现，海蜇越来越小，各种鱼越来越少，过去活跃的青皮鱼、鲅鱼、油扣鱼现在几乎难觅踪影，而最受市场欢迎的对虾已基本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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