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外地来沪人员户籍背后福利的样本

　　2012年，农民工老谢赚了将近6万元。 　　老谢，江苏人，来上海十多年，做室内装修。目前自己单干，靠个人关系的积累揽活。 　　“包工包料，平均一天收入200多元，一年收入好的话七八万，一般情况五六万，赶上活儿少就三四万，没有任何保险和保障。”老谢这样描述着自己的收入。 　　邹伟是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和外界流传的快递员过万高薪不同，他目前一个月收入在4000~5000元，底薪1000多元，其他按照计件来算：普通信件，收一件1.5元左右，包裹贵一点大概4元钱，送一件1.1元左右。福利方面，公司承诺交五险一金(他是外地城镇户口)，但实际上“也没有工资条，每个月大概扣300元”，他说。 　　在全国的城市中，生活着无数的“老谢”和“邹伟”们。2012年年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在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大大小小的福利，都和一样东西拴在一起——户籍。 　　李娜是上海普通白领的一个典型。 　　她去年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的一家国有企业，并解决了上海户籍。目前平均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公司为她交纳养老金320元、失业金40元、医疗金80元、公积金280元。 　　“工资不高，但各项(社会保险)都给你交着，逢年过节会有一些奖金；朝九晚五，加班不多，性价比还可以吧。”李娜这样评价自己的收入和工作，“最最关键的是户口解决了，其他怎么都好说”。 　　回忆起去年找工作时候的“落户风波”，李娜还是忍不住感慨自己的“幸运”。 　　新的落户标准一出，“外省市政府、企事业单位在沪设立的办事机构等派出机构，不属受理范围(含人才派遣机构派遣的人员)”，和往年不同的是，与外服以及第三方签约的人将不予以解决上海户口。这让很多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慌了神，其中不乏已经签约外企和百度这样的高待遇民企的人。很多人纷纷毁约，重新找工作，哪怕薪资待遇不高，但求有落户打分的资格。 　　“我们读这么多年书，如果不落户，还有什么优势？”李娜说。 　　李娜所说的忧虑，正是唐林目前所焦虑的。 　　30岁的唐林是电子芯片加工厂的技术工人，来上海打工九年。现在她一个月的收入大约4000~5000元，这里面包含了1000元左右的加班费。唐林告诉记者，这在同行业里面算是高的。 　　唐林入职的时候，公司承诺一切保险和保障均按照上海市的有关政策交纳，她是非城镇户籍，也就是交纳养老、医疗、工商三项社会保险。具体哪三项，她说不清，只知道工资条上显示“代扣社会保险175.5元，商业保险26元(公司支付)”。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令唐林最头疼的大事。唐林的丈夫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目前两人有一个3岁的孩子，现在小区里的一家民办幼儿园。她听上海的同事说，民办的幼儿园教学水平、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比不了公立的，但即便如此，一个学期也要交1800元。 　　再过几年，孩子就要上小学，她已经未雨绸缪起来。她四处打听到，“普通公立小学，义务教育阶段也就交个学杂费，但外来打工人员的小孩只能去民办学校，每个学期听说要交1000多块钱。”最近几天，她的丈夫已经在四处托人，想给孩子换个条件好一点的学校，但“没有房产证，很难”，她说。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是导致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王桂新说，长期以来，这一体制把国民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大集团，分别赋予二者不平等的权益，并对二者的权益制度化、固定化。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善，但这城乡两大人口集团之间长期形成的现实不平等仍严重存在。 　　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 　　但在王桂新看来，这些数字只有表面上的统计意义，并无真正的城市化内涵的实质性改变。因为现在统计的城市常住人口中，还有2亿多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村人口，他们虽然也和城市居民一样生活、工作、常住在城市，但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化、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但还远未实现由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半城市化’，或者说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有质量的城市化。”王桂新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也认为，户籍改革思路不是强化户籍门槛，而是淡化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本着权益和义务对等的原则。 　　早在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左学金指出，所谓权利义务对等，就是外来人口在城市里就业、纳税、尽义务的，就应该享受到和户籍人口一样的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 　　城市发展需要人才，可目前来看，我国很多大城市在人才引进方面主要强调高端人才，而城市建设中所需要的大量的劳动力是无法纳入目前所规定的“人才”范围之内。但是人才和劳动力是不可分的。 　　“真正的人才是要经过市场检验的，而不是人事局决定的。”左学金告诉本报记者，最好的办法是让劳动力有比较自由的流动，如果城市需要，他们可以进来，同时可以享受和义务对等的权利，不要把户籍制度和享受权利之间的关系僵化。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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